今天我们在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中还可以看到崇拜茶树、保护茶树的习惯。种植茶树已成为德昂族、布朗族、哈尼族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村寨附近、住宅周围几乎都有茶树种植。他们非常珍惜茶树、爱护茶树。不允许糟蹋茶树，更不允许随意砍折、毁坏茶树。茶树几乎成了他们的生命。笔者在勐海茶厂工作时，在傣族、哈尼族、布朗族的村寨里时常听到大家说，“茶树是我们的绿色银行。”“茶树给我们带来油盐钱”。“养鸡生蛋，种茶得钱”。这就是清代“衣食仰给茶山”的现代版。珍惜茶树、保护茶树、敬重茶树与茶树给人们带来的实际利益是紧密相连的。

对茶树的崇拜祭祀看来十分神圣，但是在庄严肃穆的神秘氛围后面，我们不难发现世俗的物质利益。没有对世俗物质利益的追求，就没有世人对神灵虔诚的祷告与膜拜。当普洱茶没有带来“资利”，没有带来“大钱粮”的时候，对茶树的崇拜就不可能兴盛起来。

对茶叶利益的追求，导致对茶树的崇拜。对茶树普遍的崇拜，又发展为对茶王树的崇拜，从而将茶崇拜推向新的高度和境界。在德昂族、布朗族中流传着茶树是上天赐予、祖先留下的“永恒财富”的神话。他们把茶树的祭祀和崇拜与对祖先的祭祀和崇拜连在一起。在六大茶山则逐渐地从虚幻的神灵与单个的祖先演变为一个具体的人物，这就是诸葛武侯。

诸葛亮渡泸（金沙江）南征，在云南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诸葛亮南征仅只到过云南的一小部分地区。尽管诸葛亮在云南征讨的时间前后不过三四个月，但是其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云南，以至东南亚诸国，都有诸葛亮的传说，都有诸葛亮到过的遗迹。诸葛营、诸葛城（寨）、孔明山、（诸葛亮）饮马/洗马河等等，在云南随处可见。云南的少数民族几乎都有诸葛亮教他们生产、生活的故事。

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社会文明、生产发展的象征。在云南少数民族眼里，诸葛亮是华夏的代表、国家的使者，是给他们带来福音的圣人。诸葛亮在云南已经成为许多美好事物的“创始者”。把茶树的来源归之于诸葛武侯的传播，不仅是给当地茶树的来源找到国家认同的依据，而且提高了远在边陲的茶叶在中原的地位，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无疑是一个鲜亮光耀的牌子，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当我们看到，普洱茶产地的人们攀附诸葛武侯，把当地的茶树来源说成是“本武侯遗种”，不禁会想到，神农尝百草发现茶叶的故事。《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第一部药物学专著。其中有“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唐代学者陆羽所著《茶经》说：“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认为神农氏发现了茶，也发明了饮茶。其实茶和饮茶都不会是神农一个人发现、发明的，而且神农不过是神话中的人物。事实上，茶作为饮料的时间应该在秦汉之间。顾炎武《日知录》说，“自秦人取蜀以后，始有茗饮之事。”王褒的《僮约》说到“烹茶尽具，酺盖已藏”，“武阳买茶，杨氏担荷”。见于记录，饮茶、茶叶交易不应早于西汉。所以神农发现茶、发明饮茶，都是附会之说。当我们明白“茗饮之事”并非神农的发现和发明，不仅不会责怪古人攀附神农的做法，相反我们会对古人把发现茶叶和饮茶归功于神农的缘由、初衷、理想视为正当合理的逻辑给以充分的理解。对于六大茶山的茶农、茶客创作“武侯遗种”传说的正当性与合理性同样也应得到相应的体察与理会。

今天，为了推动普洱茶的发展，开拓普洱茶的市场，促进普洱茶的经济产业与文化产业不断繁荣昌盛，运用“武侯遗种”的传说，祭祀茶王树的传统，提出“孔明兴茶”，应该说也是理所当然，无可厚非的。

普洱茶之乡

普洱茶最早见于文字记录是唐代樊绰《云南志》。樊绰《云南志》又称《蛮书》。其书卷七《云南管内物产第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李石的《续博物志》卷七也说：“茶，出银生诸山，采无时。杂椒、姜、桂烹而饮之。”樊绰作书于咸通四年（公元863年），根据的是贞元十年（公元794年）以前的记录。至于李石的书作于宋代，摘录樊绰《云南志》，用字过省，不尽符合原意。

所谓银生城，在今景东县，是南诏所设“银生（开南）节度”区的首府。银生节度又称开南节度，其辖区相当广袤。在其管辖范围内有“茫乃道”。据方国瑜教授考证，茫乃道为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及相邻的地区。银生节度管内还有奉逸城和利润城，奉逸城在今天普洱县，利润城在今天的勐腊县的易武乡。樊绰所谓产茶的“银生城界诸山”应为在开南节度管辖界内的茶山。檀萃说：“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所以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出普洱所属六茶山：一曰攸乐、二曰革登、三曰倚帮、四曰莽枝、五曰蛮砖、六曰慢撒，周八百里”。清人阮福著《普洱茶记》，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福来滇，稽之《云南通志》亦未得其祥，但云产攸乐、革登、倚帮、莽枝、蛮专、蛮撒六茶山。而倚帮、蛮专者味最胜。”又说：“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地设普洱府。并分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可知樊绰所说“银生城界诸山”，就是檀萃和阮福所说的“六大茶山”。

刘慰三《滇南志略》说：“普洱府，元至元二十九年置散府。┄┄本朝顺治十六年取其地，编隶元江府，调元江府通判分防普洱，其车里十二版纳仍属宣慰司，雍正七年裁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及橄榄江内六版纳地设普洱府。乾隆元年，增置宁洱县，附府，移攸乐同知驻思茅，而省旧设之通判”。可知普洱府在元代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设为散府。当时以思麽部、步日部设置长官司，隶属元江路。思麽就是今思茅；步日就是今普洱。明代，普洱隶属车里宣慰司。万历《云南通志》卷十六“贡象道路”说，“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宣慰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明代思茅、普洱隶属车里宣慰司，由傣族土司派“一头目”管理。清朝在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以六大茶山和橄榄江内六版纳设置普洱府，到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在今天的普洱县设置宁洱县，作为普洱府的治所。同时设置思茅厅。攸乐同知驻思茅。清朝廷为了更好地控制六大茶山的茶叶，以六大茶山为基础和江内六版纳设置普洱府。见于记录，明清两代，都以六大茶山隶属普洱。所以六大茶山所产的茶称之为普洱茶。从以六大茶山的范围作为普洱府行政区划的基础来看，建立普洱府的一个重要动因应该是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六大茶山的管理，进一步控制当地茶叶的贸易和税收。清代檀萃《滇海虞衡志》说，普洱茶“出普洱所属六茶山”。十分清楚地把普洱茶界定为六大茶山所产的茶叶。阮福的《普洱茶记》说，“本朝顺治十六年平云南，那酋归附，旋叛伏诛，编隶元江通判，以所属普洱等处六大茶山纳地设普洱府。并分设思茅同知，驻思茅。思茅离府治一百二十里。所谓普洱茶者，非普洱府界内所产。盖产于府属思茅厅界也。厅治有茶山六处：曰倚帮、曰架布、曰嶍崆、曰蛮砖、曰革登、曰易武”。这里同样明确地说，清朝廷以六大茶山为基础设置普洱府。以往不少学者认为，普洱府不产茶，普洱茶的得名是因为普洱府是茶叶集散地。这完全是一种误解。上引万历《云南通志》“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有车里一头目居之。”可见，普洱产茶，不过产茶的地点在六大茶山。六大茶山隶属于车里宣慰司，车里派一个头目管理普洱及其六大茶山。

六大茶山产茶的历史相当久远，但是普洱茶的制作、饮用、销售，应该说是在明代。樊绰《云南志》卷七说，“茶出银生城界诸山”。如上所述，“银生城界诸山”就是六大茶山。研究普洱茶的学者无一不注意到关于云南产茶、制产、饮茶的这一最早记录。但是不少学者就把这个记录当作“普洱茶”生产和饮用的标志。如果我们细细研读樊绰《云南志》的记录，就会发现，当时饮用的茶，还不是今天我们饮用的“后发酵”的普洱茶。樊绰在《云南志》中写道：“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散收无采造法”。当时，中原饮茶之风已逐渐兴盛。樊绰编纂《云南志》时，距茶圣陆羽去世已六十年。这时，陆羽所著《茶经》已闻名于世。《茶经》三卷十节，讲了茶的源、具、造、器、煮、饮、事、略、图。包括茶叶的生产技术、烹茶的技艺、饮茶品茗的方式，还有关于茶的轶事等，是我国古代茶叶的百科全书。相比之下，银生诸山的茶叶生产和制作，就显得相当粗糙，在当时中原

说到唐代云南饮茶的方式，在当时中原人看来可算是“奇特”。蒙舍蛮是白族的先民，开创了南诏国。这里“蒙舍蛮”泛指南诏国诸族。他们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与中原饮茶品茗相比，真是“大有不同”。不过古代中原也曾经有过这种烹饮茶的方式。古代本草家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椒、姜、葱俱是热性，以椒、姜、桂等和烹而饮之，以去寒。被誉为饮茶良法。只是后来，逐渐用冲泡纯净茶叶的的方式，逐渐取代了古代“以椒、姜、桂等和烹而饮之”方式。所以，樊绰才觉得“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方式有些奇特。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特殊饮茶方式，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是白族的“三道茶”。可见，唐代云南茶还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后发酵“普洱茶”。只能说是普洱茶的源头。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在《诸夷风俗》一节中的“金齿百夷（傣族）”条中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可知元代今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集市上，以物易物，以有易无，茶叶成为贸易的主要商品。这些茶叶当出自六大茶山等处。但此时还没有普洱茶的称谓。

谢肇淛《滇略》卷三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谢肇淛作书在明代万历末年（约公元1620年）。这本书首次提到“普茶”。所谓“普茶”当就是普洱茶。普茶的显著特点是“蒸而成团”。不过，谢肇淛认为云南没有好茶，这不是因为云南不产茶，而是不懂得制茶的方法。制出茶叶也不懂得如何烹瀹品饮，等于“无茗也”。他甚至说，普茶不算好茶，只不过比喝白开水强一点。谢肇淛是福建长乐人，万历年间来云南担任右参政。这时，闽浙一带饮茶之风盛行。闽浙人自认为他们的茶叶醇厚和饮茶方式“高雅”，自然把他们喝不惯的普茶视为异类，以至说“滇苦无茗”。其实，他们还没有发现普茶的优点。但是，当时的云南人，无论有身份的士人，还是没地位的庶民，都饮用普茶。

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这是“普洱茶”一名见于文字的最早记录。不仅正式用“普洱茶”一名而且说明其制作方式为“蒸之成团”，主要销售地点是“西番”,即藏族地区。

明代，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改变了“夷多汉少”的状况，汉人占云南居民总数的2/3以上。进入云南的汉人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原和江南制作茶叶的技术与品茗的方式随之传入云南，对普洱茶的生产与制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六大茶山中的易武，到清代晚期其居民基本上都是汉人。易武的茶庄数量在六大茶山中居于首位，其制作技术在六大茶山中最先进，其茶叶质量也是最好。

到了清代，普洱茶名声大振。檀萃说，“普洱茶名重于天下”。阮福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世人逐渐发现普洱茶不仅“味最酽”，香醇好喝，而且有益健康。当时的评价说：“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普洱茶的身价日益增高，成为京师争购品饮的名茶。也成为云南进献皇帝的贡品。

阮福说，“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云南布政司每年要用壹千两银子交思茅厅负责采办普洱茶进献皇上。为此专门建立“贡茶”的档案册。

皇帝得到来自云南的普洱茶，不仅自己品尝，而且赏赐给皇亲国戚。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使臣。云南进献的贡茶，完全是来自六大茶山。特别是依邦、蛮砖两大茶山。“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茶之号。茶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成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贡茶必须在二月间采摘，要“蕊极细而白”的“毛尖”。“贡后方许民间贩卖”。

由于普洱茶名声鹊起，假冒者也四处蜂起。“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木邦在今缅甸东北部，靠近西双版纳，其地也产茶，但味道远不如西双版纳的茶叶好。真正的普洱茶还是产于六大茶山。

上面已提及，普洱茶的一大特点是“蒸而成团”。这在清代人关于普洱茶的论述中比比皆是。《思茅厅志稿》说：“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天月。其团结而不解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吴大勋  《滇南闻见录》说：“团茶产于普洱府属之思茅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思茅同知承办。团饼大小不一，总以坚重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蒸而成团”，也就是用晒青毛茶，蒸软后压制成的紧压茶。依据压制的形状，有团茶、沱茶、砖茶、饼茶等。这种茶是后发酵茶，具有醇和、耐泡、陈香等特点，不仅口感好，而且有利健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普洱茶做一个明确的界定：普洱茶是产于六大茶山的大叶种茶叶，以“蒸而成团”为主要特点。

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的普洱茶定义是：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成的散茶和紧压茶。这是当代官方确定的普洱茶定义。但是，普洱茶的名称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出现了。我们对普洱茶的界定，是以文献纪录为依据，对明清以来普洱茶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界定，专指明清文献的“普洱茶”不包括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普洱茶。这个界定与云南省标准计量局的定义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将“一定区域”限定在“六大茶山”而已。应该说，云南省标准计量局的定义是在总结明清以来普洱茶的原料与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的结论。今天普洱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六大茶山。

人看来，不能入流，所以说“散收无采造法”。

说到唐代云南饮茶的方式，在当时中原人看来可算是“奇特”。蒙舍蛮是白族的先民，开创了南诏国。这里“蒙舍蛮”泛指南诏国诸族。他们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与中原饮茶品茗相比，真是“大有不同”。不过古代中原也曾经有过这种烹饮茶的方式。古代本草家认为茶味甘苦微寒，椒、姜、葱俱是热性，以椒、姜、桂等和烹而饮之，以去寒。被誉为饮茶良法。只是后来，逐渐用冲泡纯净茶叶的的方式，逐渐取代了古代“以椒、姜、桂等和烹而饮之”方式。所以，樊绰才觉得“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方式有些奇特。用“椒姜桂和烹而饮之”的特殊饮茶方式，一直保存到今天，这就是白族的“三道茶”。可见，唐代云南茶还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后发酵“普洱茶”。只能说是普洱茶的源头。

元代李京《云南志略》在《诸夷风俗》一节中的“金齿百夷（傣族）”条中说：“交易五日一集，┄┄以毡布茶盐互相贸易”。可知元代今西双版纳地区的傣族集市上，以物易物，以有易无，茶叶成为贸易的主要商品。这些茶叶当出自六大茶山等处。但此时还没有普洱茶的称谓。

谢肇淛《滇略》卷三说：“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谢肇淛作书在明代万历末年（约公元1620年）。这本书首次提到“普茶”。所谓“普茶”当就是普洱茶。普茶的显著特点是“蒸而成团”。不过，谢肇淛认为云南没有好茶，这不是因为云南不产茶，而是不懂得制茶的方法。制出茶叶也不懂得如何烹瀹品饮，等于“无茗也”。他甚至说，普茶不算好茶，只不过比喝白开水强一点。谢肇淛是福建长乐人，万历年间来云南担任右参政。这时，闽浙一带饮茶之风盛行。闽浙人自认为他们的茶叶醇厚和饮茶方式“高雅”，自然把他们喝不惯的普茶视为异类，以至说“滇苦无茗”。其实，他们还没有发现普茶的优点。但是，当时的云南人，无论有身份的士人，还是没地位的庶民，都饮用普茶。

明末方以智在《物理小识》有“普洱茶蒸之成团，西番市之。”这是“普洱茶”一名见于文字的最早记录。不仅正式用“普洱茶”一名而且说明其制作方式为“蒸之成团”，主要销售地点是“西番”,即藏族地区。

明代，大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改变了“夷多汉少”的状况，汉人占云南居民总数的2/3以上。进入云南的汉人带来了中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中原和江南制作茶叶的技术与品茗的方式随之传入云南，对普洱茶的生产与制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巨大影响。六大茶山中的易武，到清代晚期其居民基本上都是汉人。易武的茶庄数量在六大茶山中居于首位，其制作技术在六大茶山中最先进，其茶叶质量也是最好。

到了清代，普洱茶名声大振。檀萃说，“普洱茶名重于天下”。阮福说，“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世人逐渐发现普洱茶不仅“味最酽”，香醇好喝，而且有益健康。当时的评价说：“其茶能消食，理气，去积滞，散风寒，最为有益之物。煎熬饮之，味极浓厚，较他茶为独胜”。普洱茶的身价日益增高，成为京师争购品饮的名茶。也成为云南进献皇帝的贡品。

阮福说，“福又捡‘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收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年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云南布政司每年要用壹千两银子交思茅厅负责采办普洱茶进献皇上。为此专门建立“贡茶”的档案册。

皇帝得到来自云南的普洱茶，不仅自己品尝，而且赏赐给皇亲国戚。并作为礼品赠送外国使臣。云南进献的贡茶，完全是来自六大茶山。特别是依邦、蛮砖两大茶山。“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茶之号。茶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成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贡茶必须在二月间采摘，要“蕊极细而白”的“毛尖”。“贡后方许民间贩卖”。

由于普洱茶名声鹊起，假冒者也四处蜂起。“滇茶有数种，盛行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劣”。木邦在今缅甸东北部，靠近西双版纳，其地也产茶，但味道远不如西双版纳的茶叶好。真正的普洱茶还是产于六大茶山。

上面已提及，普洱茶的一大特点是“蒸而成团”。这在清代人关于普洱茶的论述中比比皆是。《思茅厅志稿》说：“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犹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之劲黄而不卷者，名金天月。其团结而不解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吴大勋  《滇南闻见录》说：“团茶产于普洱府属之思茅地方。茶山极广，夷人管业。采摘烘焙，制成团饼，贩卖客商，官为收课。每年土贡有团有膏。思茅同知承办。团饼大小不一，总以坚重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蒸而成团”，也就是用晒青毛茶，蒸软后压制成的紧压茶。依据压制的形状，有团茶、沱茶、砖茶、饼茶等。这种茶是后发酵茶，具有醇和、耐泡、陈香等特点，不仅口感好，而且有利健康。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普洱茶做一个明确的界定：普洱茶是产于六大茶山的大叶种茶叶，以“蒸而成团”为主要特点。

2003年3月云南省标准计量局公布的普洱茶定义是：普洱茶是以云南省一定区域内的云南大叶种晒青毛茶为原料，经过后发酵加工成的散茶和紧压茶。这是当代官方确定的普洱茶定义。但是，普洱茶的名称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就出现了。我们对普洱茶的界定，是以文献纪录为依据，对明清以来普洱茶内涵的分析得出的结论。这个界定，专指明清文献的“普洱茶”不包括20世纪后半叶以来的普洱茶。这个界定与云南省标准计量局的定义是一致的。只不过我们将“一定区域”限定在“六大茶山”而已。应该说，云南省标准计量局的定义是在总结明清以来普洱茶的原料与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得出的科学的结论。今天普洱茶的区域已经远远超出六大茶山。